取名字大全-古代人名的特点介绍
我们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史。几千年来，人名从产生到发展，基本格局大体不变。具体到每个朝代，名字则表现得有所不同。一般说来，古人的名字较为复杂，人们不仅拥有像今天一样的幼名、学名，而且还有今天已经被淘汰的字、号等。其中“字”是古时人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作用与“名”同样重要。今天我们常说的“名字”，实际是古人“名”和“字”的合称。当然，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，在我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，起名特点并非完全一样。
我国人名最早有规律可寻的是夏代。当时人崇拜太阳，通行的历法是干支纪年，因此，当时夏代的君主和贵族都喜欢用天干起名。据《史记?丽本纪》记载，丽代的君主名字有太康、仲康、少康等人，据陈梦 家在《殷墟卜辞综述》一书中的考证，这些名字中的“康”字即“庚”字，是传说中的十个太阳（天干）之一。此外，夏代君主的名字还有孔甲、胤甲、肿癸等，名中的“甲”、“癸”也都是天干。至于商代君主，起名时也都继承了夏代君主的这一习惯，无论是开国之君商汤（又名太乙）还是亡国之主帝辛（即殷纣王），其间29位君主，无不以天干命名。当时的贵族也效法这种做法，在名字中使用天干，如祖己、父癸、虎父丁、弓父庚等，都是如此。
到了周代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，起名的方法也日臻完善正如《通志·氏族略》所说的那样，当时的君主“生有名，死有谥；生以义名，死以义谥。生曰昌、曰发，死曰文、曰武。微子启，微仲衍，箕子，比干，皆周人也。故去其甲乙丙丁之类，始尚文焉”。这里“尚文”的意思即不再像商人那样只知道用天干起名，无论怎样变化也只有那十个表示天干的字，显得过于质朴；而是开始注重文采，所起的名字如昌、发、 启、仲衍、箕子、比干等既富于变化又含义丰富，其文化色彩丰富了许多。正是由于周代人起名出现了上述这些变化，其结果不仅导致大量庄重、新颖名字出现，而且还促使我国最早的起名原则诞生。这种起名原则是专门针对王公贵族起名而制定的，又被称为“五则六避”。据《左传?桓公六年》记载，周代人起名的原则“有五：有信，有义，有相，有假，有类。以名生为信，以德命为义，以类命为相，取于物为假，取于父为类。不以国，不以官，不以山川，不以隐疾，不以畜牲，不以器币。周人以讳事神，名，终将讳之。故以国则废名，以官则废职，以山川则废主，以畜牲则废祀，以器币则废礼。晋以僖侯废司徒，宋以武公废司空，先君献、武废二山，是以大物不可以命。”《论衡·诘术篇》也记载，周代人“立名也，以信、以义、以相、以假、以类。以生名为信，若鲁公子友生，文在其手曰‘友’ 也。以德名为义，若文王为昌、武王为发也。以类名为象，若孔子名丘也。取于物为假，若宋公名杵白也。取于父为类，有似类于父也”。
上述是说，周代人起名原则中的“五则”是指名字的五个方面的来源，即“信”、“义”、“相”、“假”、“类”。“信”指孩子身体上的某些特征，如眼睛大、皮肤白、身体胖等，根据这些特征可以使起名找到灵感；“义”是指孩子表现出的某些天赋，如机灵、好动、文弱等，也可以作为起名的参考；“相”是指孩子的相貌，有美、丑之别，也可以据此考虑起名；“假”是假借，可以假借其他事物进行起名；“类”是相似，是说可以用与孩子特征相近似的办法起名。至于“六避”，则是说由于王公贵族都是有身份的人，在他们出生时便注定要做王公贵族，他们的名字是一般人不得随意叫的，必须加以避讳。为了便于将来避讳，在起名时便要考虑六个因素，避免用国名、山川名、官名、疾患名、祭品（畜牲）名、祭器名起名。因为国名、山川名、官名都很常用，疾患名显得不雅，祭品名、祭器名太过于庄重，都不便于避讳，所以都在“六避”之列。上述“五则”、“六避”在今天看来确实显得有些烦琐，但正所谓“无规矩不成方圆”，在当时讲究宗法和礼治的社会背景下，用以指导或规范起名的确有其现实意义。而在上述原则约束下所起出的名字，如姬发（周武王）、孔丘（孔子）、庄周（庄子）、李耳（老子）、屈平（屈原）、宋玉等或各具特色，或优美动听，与夏商时期单调的名字相比的确前进了一大步。
周代的起名特点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及秦朝以后，直到汉代才有所改变，进而把这种变化延续到汉代以后。汉代人起名除袭用旧法外，又增加了一些诸如尊老、排行、美艳等方法，一些较有影响的人在使用名的同时又有了字。当时人喜欢使用“德”、“卿”、“君”、“敬”、“礼”等尊老字，“幼”、“伯”、“叔”、“仲”、“次”、“少”等排行字，“巨”、“康”、“玄”、“成” “高”、“通”等美艳字。当时人们起名最常用的字，主要有君、公、翁、元、长、吉、卿、宾、郎、寿、敞、章、昌、震、赐、孙、房、士、民、彦、景、大、伟、巨、威、灵、茂、世、永、初、玄、宝、道、德、义、惠、孝、恭、慈、敬、文、正、宣、修、秉、奋、熊、忠、亮、牧、宝、让、奉、里等。另外，由于当时是经历了长期战乱分裂以后的国力上升和繁荣时期，人们普遍具有渴望建功立业以报效国家的社会责任感，在名字上也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。有些人注重对国家的贡献，起名孔安国、 赵充国、于定国等；有些人景仰过去的英雄人物，起名陈汤、赵尧、张禹；有些人尚武，起名苏武、班彪、夏侯胜；有些人气概豪迈，起名孔奋、魏霸、法雄；有些人德操卓荦，起名曹操、董卓、庞德?’等等。这些，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两汉之际，当政的王莽推行双名改单名政策，强行把那些双名的人改为单名。在王莽看来，“秦以前复名盖寡”，于是便下令禁止使用双名，把单字以上的名字通通视为“恶名”。在此影响下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人们起名全都采用单名，只是在起字时才用双字。当时的匈奴单于原名囊知牙斯，听说内地取消双名后，主动要求把名字简化为单字“知”。另有王莽的长孙王会宗，本来随例改名王宗，后因企图谋反，不仅事败自杀，而且名字也被恢复了双名，以示惩罚。像这样对起名用字的一减一增，表现了强烈的褒贬意向，人们从此有了 “起双名是低贱的”这一观念，很少再有人用双名。这种风气一直持续了 300多年，到南北朝时期才略有改观，隋唐五代时进一步改变，从宋代开始才有更多的人使用双名。因此，起单名便成了东汉至宋代以前近千年间人们起名的最大特点。尽管其间的某些人偶而有使用双名的情况，但几乎都有各自的特殊原因，属于基本特点以外的特殊情况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人们起名的特点基本延续了此前的习惯，所起名字的含义多为报效祖国、光宗耀祖、绍兴家业、安国宁邦之类，在形式上基本都是单名。当然，由于这一时期基本处于战乱之中，人们的思想习惯不再像周朝或两汉那样被严加束缚起来，加上又有道教的形成和佛教的传入，在起名上也出现了相对自由或多样化的特点，起的名字也大多打上了时代烙印。如当时新出现的起名特点之一便是喜欢重复用字，另一个特点是喜欢在小名前加“阿”字，甚至连魏武帝曹操这样的人也有一个叫“阿瞒”的小名，其时代特征十分明显。此外，这一时期还有人喜欢在名字中加上“之”字，或加上表明自己宗教信仰的字，也成为一种新现象。其中，用“之”字起名的突出例子是着名书法家王羲 之及其子孙。王羲之的名字是羲之，7个儿子的名字.分别是间，以“彦”起名的大小人物就有145人见于史册，其中的知名人士有唐末宰相徐彦章、后梁都指挥使杨彦洪、南汉大将伍彦寿等。甚至有些人想起带“彦”字的名字而找不到适合的字与之搭配，只好借用别人巳经叫响的名字。如当时仅名“彦章”、“彦威”、“彦卿”的人就各有7个，“彦 超”有11个，“彦有4个，“彦温”、“彦韬”各有3个。整个官场政界，几乎成了 “彦”字人名的天下。
入宋以后，由于自王莽以来忌起双名的习惯从南北朝开始逐渐破坏，特别是伴随民间修家谱风气的盛行，“字辈+本名”的起名方法被广泛采用，双名的使用率越来越高，人们起名的形式也基本固定下来，有了字辈起名、排行起名、音序起名、用典起名、阴阳五行起名，以及双名、单名和名、字、号等多种形式。这些形式大多历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保留到近现代，有些还一直沿续到今天。其中仅就双名而言，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，我国在宋代以前的双名使用率还不到人口总数的一半，但在宋代以后，无论是贵为一国之尊的帝王还是普通百姓大都采用双字起名。至明清时，双名已占人名总数的60%~70%。另外，由于文化高度发达，加上佛、道等宗教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盛行，人们在起名时喜欢用一些与文化有关的字，一些饱学之士更喜欢在帮人起名时引经据典，以至所起名字的文化含量大为增加，文、德、儒、雅、士等也成为人们起名时经常使用的字。其中如北宋词人周邦彦的名字，就出自《诗经》“彼其之子，邦之彦兮”。另据宋人俞成《萤雪丛说》记载，当时崇拜颜回的人起名“曦颜”或“望回”，敬慕韩愈的人起名“次韩”或“齐愈”。宋代以后，这种起名方法也不断得到发扬光大。
以上是我国历代起名的一般情况。当然，历史上的名字问题远非这么简单。如在通常的名和字以外，一些特殊行业的人还有“号”，而“号”又可进一步分为别号、雅号、绰号、尊号、谥号、道号等；同样，仅仅是“名”一项，又可分为别名、幼名、冠名、假名、戒名、训名、艺名、笔名等，另外在男名和女名的起法上又有许多不同的特点。不过，我们仍然可以归纳为一点，即由于历史上各个时代的背景不同，不同时期的名字大都带有当时的烙印。了解这些不同的特点和知识，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名字的作用，也会开阔起名的思路和视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