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名是惯例，是每一自己终身都要履历的。
改名却只是偶尔为之的特例。可是，从另一层意义来说，改名也是起名，是从头起名，只不过基础不是“一张白纸”，而是扔掉或希望少用原名而从头另起。因此，改名也实属正常之举。
孩子初生之时，起名只能由父母老一辈去结束，所取的名字也都是根据他们的性格喜爱取得， 孩子长大后能够不一定喜爱，也不一定能体现孩子的性格、志向，因此能够会改名，在前些年的村庄，我们有给孩子取丑名的习尚，认为丑名能够消灾避邪，等孩子长大读书后，觉得名字尖锐、粗俗，因此从头起名，有时候是自己改名，有时是父母自动请人帮忙改名。正本有的孩子叫狗剩、铁蛋、黑妞等，上学后自己又改名为志坚、江波、思媛等。鲁迅先生的 伯父正本叫“仲升”，北京话发音“仲生”，与“众生”相同，众生又有牲畜(众牲)的味道 ，富含谩骂意味，所以不愿意用。遂改名伯升。
时代风潮也是改名的原因之一。思想文明之风的改变，必然会影响到一些人，如清末的革命党人，投入革命队伍后改名，章太炎、蔡孓民等名字的呈现都是这种新思 想的产品。蔡元培正本是前清进士、翰林院编修，字鹤卿，思想改变后，改字孓民，表明为炎黄的孓遗之民。
20世纪二三十时代，西渡留学之风渐盛，受之影响也有人改名，比方本书已说到的比方：知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，在巴黎留学时，一度崇尚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，因此从二人的名字中的首尾各取一字，成现名。教育家陶行知少年时崇拜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思想，故名知行，留美后又受试验主义的影响，认为凡事并非知而后走，而是行而后知，所以又改名 行知。
在今世，因时代的影响而改名的也不少，其间影响最大的恐怕属“文明大革命”期间。“文革” 之风盛行之时，许多人纷乱起名卫红、学青、学彪、爱越、爱兵、永革、继革、卫东等。随 着 林彪、江青等人政治生命的结束，那个时代完毕后，这些名字便显得可笑诙谐，再一次改名亦在所难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