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地学，首屈一指当推《徐霞客游记》。徐霞客一生好访名山大川，他北抵晋冀，南尽粤桂，东至浙闽，西极黔滇。徐霞客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地理学家，也可以称他为相地大师。他对岩溶、流水、地貌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。199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“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”上，杨文衡先生撰写了《徐霞客的风水思想和活动》一文提交大会，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“徐霞客与风水”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课题。
明末清初的考古学家在地学上也有贡献。顾炎武撰写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有《地脉》、《形胜》、《风土》等篇目，对舆地山川做了有益的探讨。
明末吴江人计成撰写的《园冶》一书。此书在清代268年里默默无闻，直到日本造园界发现并推崇后，才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，奉为经典。《园冶》有三卷十篇，卷一有兴造论、园说及相地、立基、屋宇、装饰四篇；卷二讲栏杆；卷三有门窗、墙垣、铺地、掇山、选石、借景六篇。计成主张“必先相地立基，然后定其问进”。他认为“相地合宜，构园得体”。《相地篇》分有山林地、城市地、村庄地、郊野地、傍宅地、江湖地共六目。提出相地要看水，“疏源之去由，察水之来历”。计成主张因地制宜，任其自然。园基应不拘方向，地势自成高低，该圆就圆，该方就方，以成天然之趣。
朱元璋建都金陵（南京），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。金陵城外诸山，都面向城内，有朝拱之意。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，背对城垣，独无拱卫之意，朱元璋命刑部带着刑具，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，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，用铁索锁转，使之形势向内。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，不让有翠微生色。朱元璋曾有意建都北平，认为北平依山凭眺，俯视中原，近接陕中尧、舜、周文之脉，远控边外之威，较之金陵更加雄壮。但是，因为战事还没有结束，只好作罢。
后来，明成祖把都城迁到北京。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，始终是按照风水观念进行的。如天坛圜丘西北有座坐西朝东的斋宫，其朝向很特别，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不一样。这是因为，皇帝到天坛祭天，苍天是父，皇帝是天子，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能坐北朝南（居尊），否则违背了礼制。甚至斋宫的瓦都不能用黄色，而应用绿琉璃瓦，以示区别。永乐年间修的奉大殿、华盖殿、谨身殿三殿的基座呈“土”字形，体现了五行之中，土居中央的风水思想。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，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。他还派许多风水师为自己卜寿陵，有廖均卿、游朝宗等到昌平县，相得那里的黄土山吉，成祖亲自视察，改山名为天寿山。
明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。《儒林外史》记载，范进的母亲死后，范进请阴阳先生写七单。当时的阴阳先生是专替丧家推算殓葬时辰，看风水，相地脉，替人家选择吉日的职业术士。七单是记载死者入殓时辰，触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单子。
凡是风水宝地，人们争相抢占。湖北省武昌县有座龙泉山，自西向东绵亘九公里，直抵梁子湖畔。此山有天马行空的天马峰；有横空出世的玉屏峰；有群山排比的笔架峰；有幢幢如盖的宝盖峰；有高耸入云的龙帐峰，明代的达官贵人都想占据这块宝地。势力最大的要数朱元璋第六子朱桢，他被封为楚昭王，就藩武昌达54年。他常到灵泉山避暑，每每感叹：“惜乃阳宅，若为阴宅极佳。”于是派风水师勘定仙壤，在龙泉山找到了一块“五龙捧圣”之地。可是，这块地早在汉代时，高祖刘邦就已赐给舞阳侯樊哙，樊哙葬在天马峰下。并且，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、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挤在这块宝地“长眠”。怎么办?当时有个叫王化龙的术士私下在樊哙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块石碑，上刻：“此处本是昭王地，暂借樊哙千余年。今日时至期已满，樊哙迁移到东边。”后来，王化龙又装神弄鬼，当着众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，结果就挖出了那块他私埋的石碑，人们以为天意，樊哙的后代也无话可说，只好把樊哙的棺椁向东移了数百步。朱桢死后就葬在樊哙“睡”过的地方，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园。以后，又有9座王寝和25座王妃墓挤在这块风水宝地上。
明代，一县令刘用寅看中了本县晁氏九经堂遗址，临终前令子买下，把自己葬在旁边，据说，用寅的后人因地荫而登进士。
清王朝很重视修建陵墓的风水。此外，清朝对阳宅建筑也是很讲究的。如：颐和园的排云殿就是风水极佳之处。排云殿的位置处于从佛香阁至“云辉玉宇”牌楼中轴线的中间，有神物保佑，稳居其中，取太平吉祥之意。殿中人匾上写着“蕃厘经纬”、“永固鸿基”。殿名是根据风水术祖师郭璞的诗“神仙排云出，但见金银台”中的“排云”二字命名。排云殿依山傍水，背靠苍翠的万寿山，面朝碧绿的昆明湖。慈禧太后的六十、七十两次庆寿都在此地举行。
清代修建陵墓，主要由司天监负责。墓修得好，有重赏；修得不好，处极刑。
清代民间也很讲究风水。北方人修四合院，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，称为青龙门。我们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，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四合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