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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时代风水术是如何产生的

来源:宏名轩起名网 作者:宏名轩起名网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2-09-28
摘要:秦汉时代风水术是如何产生的 风水 活动在我国古已有之,秦汉以后始上升到理论高度并总结成为若干学说。 据《史记蒙恬列传》记载:秦二世与赵高、李斯谋压王位后,派特使赐曾督修万里长城和两千里驰道的守边大将蒙恬自裁。蒙临终前喟然叹息说:我何罪于天,无

  秦汉时代风水术是如何产生的

  风水活动在我国古已有之,秦汉以后始上升到理论高度并总结成为若干学说。

  据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记载:秦二世与赵高、李斯谋压王位后,派特使赐曾督修万里长城和两千里驰道的守边大将蒙恬自裁。蒙临终前喟然叹息说:“我何罪于天,无过而死乎?”良久,徐曰:“恬罪固当死矣。起临洮属之辽东,城堑万余里,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?此乃恬之罪也!”这是关于风水地脉(龙脉)理论的较早记载。

  将土地类比于人,认定它也有脉搏,地脉是风水龙脉理论的逻辑基础。地气有灵,顺其则吉,逆其则凶。蒙恬自认为因绝地脉得罪于天,故致杀身。

  清代学者屈大均着《方东新语中》中史载:“广州治背山面海,地势开阳,风云之所蒸变,日月之所摩荡,往往有雄霸之气。城北马鞍岗,秦时常有紫云黄气之异,占者以为天子气。始皇遣人衣绣衣,凿破是冈。……故粤谣云:‘一片紫云南海起,秦皇频凿马鞍山。’”

  秦始皇则因担心岭南吉气为人所乘,故遣使凿绝地脉,有意破坏一方“风水。”

  秦代有了地脉观念,也有了王气观念。《晋书·元帝纪》谈到南京地理时说:“始皇时望气者云‘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’,故始皇东游以压之,改其地曰秣陵,堑北山以绝其势。”又据《太平寰宇记》卷95记载,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(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),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,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,囚徒们受不了劳苦,一哄而散。

  秦代营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,有阳宅阿房宫,又有阴宅始皇冢。阿房宫占地近三百里,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,以南山为宫门,以樊川做池子,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。始皇冢动用70万民夫,挖空了骊山,穿透了三重息壤,规模之大,真可谓空前绝后。这两大工程的实施,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。

  秦代讲究墓葬吉凶。韩信年轻时,母亲死,家里穷,不能在村墓中葬母,就择“高敞地”葬母。后来他功成名就,被封为楚王。又据《管氏地理指蒙》卷4记载,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纪,他三次梦见有人告诉他,葬地的山形如川字,法当战死。仲翔不信,汉初果战于狄道而死。

  秦人西首而葬,墓向东方,主墓道在墓坑的东端,这可能与秦国地处西陲,企图东进有关,也可能是他们有了以西为尊的观念。

  秦汉时期,中国风水术及其理论迎来了它的成熟期。

  秦汉时期,阴阳五行说兴盛。阴阳家以五行、八卦、四方、四时、五音、十二月、十二律、二十八宿、天干、地支以及数字、色彩相互配合构成宇宙的总体构架。而阴阳绕行其中使该总体构架周而复始,变化无穷而生万物。从此这个宇宙构架便成为中国思想无法回避的背景,亦奠定了风水理论的哲学基石,导致了风水对生存窨的模式化理解。

 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,上述的阴阳学说日益渗透进儒家思想,使之染上一层神秘色彩,至两汉识纬学说的流行更催化了璺家的神学化。它不仅与阴阳五行说合流,而且吸收原始宗都的方术,使汉代儒学变成一种专讲天人感应的经学。儒家的这一变化加上东汉道教的兴起,促进了民间方术活动。如“气运图识”、“占候”、“占电”、“占筮”、“占星”、“望气”、“风角”、“看相”等等,皆为风水术的兴盛提供了普遍而适家的文化土壤与文化氛围。

  同时,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现了磁石指南的奇异功能,到汉代即依此原理发明了指示方向的工具——司南。于是人们对方位的感受与判更加具体而清晰,对方向的分位也由东南西北四方演为八干四维、十二支,合称为十十四向(又称二十四山),这正是后世风水罗盘分度的基本单位(航海罗盘亦同样以此为基本分度单位)。

  谈到西汉的风水术,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汉代的相地知识。空前发达的地学,正是风水术产生的基础。

  当先秦学者在《禹贡》中把我国的山势大致划定之后,汉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有名的“三条四列说”,它们分别是:

  北条:岍——岐(陕境渭河北岸)——荆山——壶口——雷道(陕晋间)——太岳一一砥柱——析城——王屋(晋南)——太行——恒山——碣石(河北)

  中条:西倾——朱圉——鸟鼠——太华(陇陕)——熊耳——外方——桐柏——陪尾(鲁南)。分支:蟠冢(陕南)——荆山——外方——大别(鄂皖境)

  南条:岷山——衡山——敷浅源(庐山)

  第一列:岍——碣石(即北条)

  第二列:西倾——陪尾(即中条主干)

  第三列:蟠冢——大别(即中条分支)

  第四列:岷山——敷浅源(即南条)

  这些山脉正是后世风水师所说的龙脉。

  汉代对地理概念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。《尔雅》有《释地》、《释丘》、《释山》、《释水》,都是解释地理现象的,如“下湿日隰,大野日平,广平日野,高平日陆,大陆日阜,大阜日陵,大陵日阿”。

 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的《地形图》、《驻军图》、《城邑图》,图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脉、山簇、山峰、山谷、河流,并且比较精确。

  汉代虽然有了丰富的相地知识,但毕竟还是缺乏科学性。人们对地理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,这种状况很容易滋生风水观念。

  下面,让我们再来看看汉代风水术的发生。

  汉初励精图治,术数不兴,但也有术士。汉文帝时,有个叫新垣平的人自称能望气,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,好像人戴的帽子。文帝就在渭河边修了个五帝庙,用以祭五帝,用大堆木柴燃烧,新垣平说是天上降下来了光辉,文帝一时高兴,封他为上大夫。

  汉武帝时,司马迁不相信风水,他游江淮,上会稽,探禹穴,窥九嶷,浮于沅湘,北涉汶泗,走遍了名山大川,但他在《史记》中不讲风水,当时也不兴风水。

  但是,汉武帝时有了堪舆家。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,问某人可娶否,堪舆家言不可。这时的堪舆家不是风水师,而是上观天文、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。

  西汉称相地为形法。

  西汉又有了“讳西益宅”,“讳被刑为徒,不上丘墓”。说明风水观念已经开始萌生。

  就在西汉,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唯物论者杨王孙,他坚决反对厚葬,连薄葬也认为不必要。《汉书·杨王孙传》记载了杨的一篇书信,杨说:“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,而俗人竞以相高,靡财殚币,腐之地下。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,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!且夫死者,终生之化,而物之归者也。归者得至,化者得变,是物各反其真也。使归者不得至,化者不得变,是使物各失其所也……裹以币帛,鬲以棺椁,支体络束,口含玉石,欲化不得,为枯腊,千载之后,棺椁朽腐,乃得归土,就其真宅,由是言之,焉用久客。”他在临终前,嘱咐儿子,将遗体脱光,装在布袋,入地七尺,下葬后将布袋取出,让裸体与土挨在一起。他的儿子和亲友不忍心这样做,杨反复疏通他们的思想,终于得到裸葬。杨王孙的葬事惊动了社会,有人斥为异端,有人大为钦佩。可是,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,没有人愿意效仿他。从唯物论的观点看,杨王孙是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,值得推崇。

  至东汉时,民风很重视丧葬。时人王符在《潜夫论·浮侈篇》中指出:“今京师贵戚,郡县豪家,生不极养,死乃崇丧,或至金缕玉匣,多埋珍宝偶人车马,造起大冢,广种松柏,庐舍祠堂,务崇华侈。”

  重视丧葬,必然导致风水观念的发生。王充在《论衡》中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,如其中的《薄葬》、《四讳》、《讥日》、《卜筮》、《辨祟》、《难岁》、《诘术》诸篇,从中可以对东汉的风水习俗作比较全面的了解。

  《后汉书》记载了东汉有关风水的故事。《郭镇传》说顺帝时,河南人吴雄少时家贫丧母,不选择土地,也不选择时间,就把母亲埋了,巫士都说吴雄将来要被灭族的。但是,吴雄和他的儿子、孙子都官至廷尉,没有凶祸。

  又有相信风水而大贵的例子。《后汉书·袁安传》记载,袁安的父亲死后,他的母亲要他去访求葬地。袁安在路上遇见三位书生,书生们指着一块地说:“葬此地当世为上公。”袁安照此办了,后来果然累世隆盛。

  东汉末年,江东豪强孙坚的父亲死了,孙坚四处访寻葬地。有个异人对他说:“你是想当百世诸侯?还是想当四世皇帝?”孙坚说想当皇帝。异人乃指一处,孙坚按照异人指的地形埋葬了父亲。当时富春江有沙涨暴出,又有异人说:“此沙狭而长,子孙将为长沙矣。”后来,孙坚任长沙太守,他的后代孙权至孙皓四世称帝。

  东汉时兴镇墓文,即在墓地撰文,让死者安逸,活人得福。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简文中有镇墓文云,“江陵丞敢告地下丞”,“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主”,“上天苍苍,地下茫茫,死人归阴,生人归阳。生人有里,死人有乡”。民间有了阴间观念:“冥冥九泉室,漫漫长夜台。”

  东汉士人对居住环境很讲究的。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记载仲长统对住宅的要求是:“使居有良田广宅,背山临流,沟池环币,竹木周布,场圃筑前,果园树后。”背山临流,前有场圃,这正是风水术对阳宅的基本原则。

  东汉的风水观念对后世有很大影响。如徐孺子说的“囚”字,风水家视为大忌,盖房不能先修围墙,修房不能没有通路,墓地不能闭得太紧,否则,都会犯囚字禁。又如“犯土”,民间营建宅舍,小遭疾厄,就说是“犯土”。考察“犯土”忌讳之源,乃出自东汉。汉安帝时,皇太子惊病不安,宫里的人都说是因为修缮圣舍时触犯了土禁。这个说法传到民间,就有了“犯土”之说。

  由此可见,东汉是风水术发生的时代,民间有了风水之习俗。

  风水活动在汉代已经相当盛行,古人之所以花费那么大的代价去“相墓”,其目的之一便是借“葬无”以“荫后”。

  在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的结尾,太史公自述说:

  吾如淮阴,淮阴人为余言,韩信虽为布衣时,其志与众异。其母死,贫无以葬,然乃行营高敞地,令其旁可置万家。余视其母冢,良然。韩信“虽为布衣”,且“贫无以葬”,然而却也要让母冢之傍“可置万家”。无疑源于一种“葬先荫后”的思想。

  关于汉代的风水理论着作,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曾记载《堪舆金匮》及《宫宅地形》两书,前者被作者归于五行类;后者为形法类。两书均已佚失。东汉王充《论衡》有“诘术”篇,其中谈到“图宅术”时说,“图宅术曰:商家门不宜南向,征家门不宜北向,则商金,南方火也。征火,北方火也。水胜火,火贼金,五行之气不相得,故五性之宅,门有宜向,向得其宜,宝贵吉昌,向失其宜,贫贱衰耗。”显然,这种风水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说。“图宅术”的理论要点,是将宅主人的姓氏与宅联系起来,所依据的正是阴阳五行之气的相生相克原理,这与《堪舆金匮》一样,其所讲之术,亦可归于五行类。关于《宫宅地形》的风水术思想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曾作解说,“形法者、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廊室舍形、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、器物之形容,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。犹律有长短,而各征其声,非有鬼神,数自然也”。可见,形法饭后相地、相宅、相人、相物等等,《宫宅地形》是其中相地,相宅的部分,可以说是风水形法理论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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