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水术在古代是如何传播的
魏晋产生了像管辂、郭璞这样的风水术宗师，并且还有一批擅长风水术的隐逸之士。
据《南史》记载，刘裕未发迹时，有一天与一位叫孔恭的人同游，途经曲阿、丹徒之间的候山时，孔恭说：“此地有天子气。”刘裕的先人正葬于此，刘听了此话后非常自负，后来他果然成了刘宋的开国皇帝。
《晋书》记载了几位无名氏风水师的故事：
魏舒从小就成了孤儿，为外婆收养，外婆家修建房屋，有相宅者说当出贵甥。后来，魏舒发奋，应验了相宅者的话。
陶侃从小家贫，办丧事很困难。即将下葬时，家中的牛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陶侃在找牛的途中遇见一个老头，老头告诉他说：“前面的山冈下有一条牛在沟中睡觉，若在那个地方下葬，后人可以位极人臣。”老人又指着另一处小山说：“其次是那个地方，后人可以代代出二千石的官。”老人说完就不见了。陶侃按照他的指点，找到了那头牛，并在那里埋葬了亲人，还把老人所指的另一座山告诉了周访。周访的父亲死后，周访就把他葬在那个地方。后来，周访果然官至益州刺史，周访的子孙都当了刺史。陶侃官至太尉，颇多功绩。
有个善相墓的人说羊祜的祖墓上有帝王之气，如果凿开墓就会断绝子孙，但可以“出折臂三公”。羊祜把墓凿开了，后来他骑马时跌断了手臂，但是他官至尚书，没有后人，应验了相墓者的话。
晋代人对“太岁”很忌讳。《晋书·徐邈传》记载；“旧疑岁辰在卯，此宅之左则彼宅之右，何得俱忌于东。邈以为太岁之属，自是游神，譬如日出之时，向东皆逆，非为藏体地中也。”徐邈在当时是一位很开达的知识分子，也相信太岁，说明风水观念深入人心。
南朝的宋明帝是个讲究忌讳的皇帝。百官论事时，如发音有“祸”、“败”、“凶”、“丧”的，不论多大的官，必加罪戮。当时民间称宣阳门为白门，尚书右丞江谧上疏时误称“白”字，明帝向来忌讳“白”字，气得骂道：“白你家门。”江谧吓得半死。太后的停尸床从东宫出，明帝碰见了，以为不祥，罢免了十几个人的官职。宫内搬床或整治墙壁，必先祭土神，派文士作文祈祷。内外之人常虑犯忌，人人自危。当时，萧道成家的墓有五色云气，明帝觉得很讨厌，就暗中派人在萧家坟的四角钉了长五六尺的铁钉。
刘宋民间也有相墓的专家。有个善相墓的看见荀伯玉家里的祖坟，就对伯玉的父亲说：“你家当出显贵，但不长久。”伯玉听说此事，说“朝闻道，暮死可矣”。后来，伯玉辅助萧道成成就了帝业，位极人臣。伯玉后被齐武帝诛杀。
南齐武帝也相信风水。当时，望气者说：“新林、娄湖、青溪并有天子气，可于此处起楼苑宫观。”武帝照办了。
南齐时，衡阳地方有一怪俗，山民生病，就说是先人为祸，必须挖祖坟，剖棺，以水洗尸骨，名为洗骨除祟。吴人顾宪之出任衡阳内史，向民众宣传生死之理，讲明生病与先人无关，终于改变了这种民俗。
陈朝时，秦郡人吴明彻用辛勤耕种的粮食换钱修祖坟，有个姓伊的占墓者说他是孝子，将来必大贵。后来，吴明彻当了大官。
这些事实说明，风水术在当时传播得很广泛。
这里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魏晋南北朝的地学发展情况，特别要提及的是《水经注》。三国时，有人写了《水经》，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全国性范围内水系的专着，但内容过于简扼，北魏的郦道元依据《水经》而作《水经注》，所记河流水道1252条，注文达30万字，是《水经》原书字数的30倍。其中对山陵、原隰、泽薮、火山、温泉都有记述，内容十分丰富，所记山川形胜，如《水经注·易水》记载先秦时的燕宫遗址云：“一水经故安城西侧，城南注易水，夹塘崇峻，邃岸高深。左右百步，有二钓台。参差交峙，迢递相望，更为佳观矣。”这段文字描述了建筑与山水景观之间的谐调，正是风水师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宝地。
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方志书，对各地的地理形势有细致的描述。如《荆州记》记载今湖北长阳西北的一处风穴说：“宜都很山县有山，山有风穴，口大数尺，名为风井，夏则风出，冬则风入……山侧有石穴出清泉，中有清龙。”
这些地理知识无疑为风水师所利用，才使得风水术不断丰富，并得以传播。
